程青松,中国电影“金扫帚奖”创办人。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

■ 对话人物

程青松[微博]影评人、导演、作家、编剧,中国电影“金扫帚奖”创办人。

■ 对话动机

3月19日,在2016年度华语十佳暨第八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颁奖典礼上,吴亦凡、景甜分获最令人失望男、女演员。王晶、张嘉佳分获最令人失望导演、新导演。《封神传奇》、《澳门风云3》、《摆渡人》获最令人失望影片。

当晚,有一位导演登台领奖,这也是“金扫帚奖”创办8年来,第一次有获奖导演亲临现场。

8年间,这个专评烂片的奖项,得罪了很多人,也引起了诸多争议。创办人程青松对新京报说,他不怕得罪人,设立这个奖的初衷是,把批评的声音说出来,给中国电影打扫一下卫生。

谈评选

“要是怕得罪人,就不要来当评委了”

新京报:3月19日第八届金扫帚奖颁奖典礼结束。这一届的获奖名单是怎么评出来的?

程青松:12月份,我们会把这一年所有公映过的电影名单整理出来。没有进入院线或者票房只有几十万的电影,不会纳入候选名单。首先,我们根据豆瓣、时光网等网站网友的打分以及我们观影感受,选出最令人失望影片和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各20部,作为入围名单。

然后再根据网友投票,选出10部候选影片,最后由专业评委投票,得出结果。

新京报:评委怎么选定?

程青松:是一些口碑比较好的影评人、电影学院教授、媒体人。每年都会被拒绝,比如有一些人会跟我说,我跟某个导演很熟,不好意思当评委。我事先就和他们说好了,要是怕得罪人,就不要来了。我们有一个规矩,奖项公布后,每一个评委投了什么票都会公布。这次有一个评委投了鹿晗,很多人骂她为什么不投吴亦凡,要投鹿晗。她还是有一点压力,我说你怕什么,你又不是为这些人而活。

新京报:评委们的投票有倾向吗?

程青松:这一点我们借鉴了美国金酸梅奖的经验,在烂片之中,评委就是要评有名的演员、有名的导演、有名的编剧和有名的影片,因为这些才对观众伤害最大。

新京报:你总在得罪人。

程青松:我既然做它,为什么要怕得罪人呢?我是针对影片,对事不对人。张艺谋导演过《秋菊打官司》,也导演过《三枪拍案惊奇》,《三枪》烂不代表《秋菊》也烂。邓超因《烈日灼心》被提名最佳男演员,但他的《恶棍天使》就是可怕呀。

谈初心

“给中国电影打扫一下卫生”

新京报:做金扫帚奖有什么契机?

程青松:2009年,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,他和父亲在所有事情上都有代沟,看完《三枪拍案惊奇》后没有代沟了,一致认为这个电影很烂。他对我说,“青松,你们怎么拍这么烂的电影出来。”当时我就很尴尬,因为他不是电影圈的。

新京报:因为朋友的一句话?

程青松:还有些影评人会被收买,把烂片说成好片,这也是我做这个奖的原因之一。我觉得,说真话的人要没有了。当时我很生气,一定要做一个奖,把批评的声音说出来。

新京报:为什么要叫“金扫帚”?

程青松:当时想了几个名字,像金马桶、金鞋垫等等。我让网友选,最后选出了金扫帚。当时的想法是,给中国电影打扫一下卫生。后来有朋友给了更诗意的解释:扫帚在西方传说中很神奇,骑上去就能飞起来。希望拿了金扫帚奖的电影人,也能飞起来,以后不要再拍出烂片。

新京报:得奖的人都有什么回应?

程青松:小沈阳微博上回应说,金扫帚应该办下去,这个奖他虚心接受。每一年我们都把得奖导演、演员的联系方式要到,邀请他们过来参加。有一些的回应比较正面,像导演马伟豪通过助手来领奖,感言是“我想这是一个没有黑幕和内定的奖,我认可这个奖的精神,所以我很惶恐。”吴亦凡那边说的是,3月19日在国外有工作,不能来,希望以后能够提高演技。

张嘉佳,我加他微信没有通过;我的助手给王晶发了两次短信,告诉他这个奖是怎么回事,他就回了四个字,“没有兴趣”。

新京报:《致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》获得了“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奖”,该片导演郑来志上台领奖了,这是第一次有获奖导演到现场,怎么说服他的?

程青松:郑来志导演很意外。我们刚联系他时跟他说,希望他能过来,他同意了。但后来他又说,制片人不同意他来,他的下一部影片入围了戛纳的一个单元。我继续和他沟通,说下一部影片和这一部又没有关系,下一部电影好,观众一样会喜欢。

颁奖那天他说,5点钟到。我们其实已经做好了他不来的准备。

谈困难

“一直没人领奖,我曾想不办了”

新京报:办奖的经费从哪儿来?

程青松:主要是赞助,许多朋友帮忙,包括免费提供场地。我们有个规矩是不拿影视公司的赞助。

新京报:你遇到过奖办不下去的情况吗?

程青松:第四届,找不到赞助,而且之前一直没人领奖。我想,再没有人领奖,我就不办了。结果那年小沈阳回应了,还来了俩领奖者。我就觉得只要有人说“我听到了”,我就有办下去的动力了。

新京报:金扫帚奖评奖的时候会回避主旋律电影吗?

程青松:没有回避啊。那个老艺术家去韩国的《我的战争》就入围了,他的导演彭顺也入围了。

新京报:你好像活得挺直率。

程青松:小时候我父亲跟我讲安徒生童话《皇帝的新装》。当时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小孩,喜欢那样的人。我不敢说我理解的都是对的,我看到的都是真的,我只是想把我的想法说出来,我特别喜欢真话。

许多人可能高估了说真话的后果,就像我公开了同志身份,许多人觉得“要死人”,其实没有。

谈中国电影

“每个人都想赚一把就走”

新京报:你认为烂片层出不穷的原因是什么?

程青松:就是每个人都想来投机,赚一把就走,没有想过真正把这个行业做好。电影有创作规律,像好莱坞那么商业化的体系,他们有时候买到一个畅销书的版权,五年、十年后才搬上银幕。你看《澳门风云3》这种不管是故事,还是周润发、刘德华等人的表演都完全不及格的烂片,为什么要生产出来?就是要大年初一上映好抢观众钱啊。商人赚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,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,不管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,首先要给观众一个合格的电影,才是正当的生意。

大家不是把电影当成艺术创作,而是当成了金融产品,一部电影几十家投资商。这样做是不对的呀,而且观众看完烂片之后不能退票。你在餐厅吃个饭,有苍蝇还不给钱呢。

新京报:许多评价非常好的艺术电影,票房往往不及烂片的一个零头。你怎么看这种现象?

程青松:我觉得这是中国院线排片的问题。我在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前,在电影院工作了多年。我在电影院曾经放过金棕榈奖影片《得克萨斯州的巴黎》。那时候为什么会引进这样的电影呢?八十年代的观众,难道水准就比现在高吗?肯定不是。

新京报:你提到80年代,但80年代是压抑几十年后的一次爆发。那时所有的文艺作品都焕发了蓬勃生机,甚至诗歌也是。但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程青松:现在,由于院线不怎么排片,让这些电影没法回收资金,那这些电影的生产也收缩,变得越来越少。有人提过艺术院线,我个人认为所有院线应该有这种意识:除了大餐,还可以配一些小粥。每个院线里边哪怕拿一两个厅出来,放这样的电影,一定有人去看,因为中国人口基数那么大,一定有人喜欢有人文情怀的电影、艺术电影。喜欢这些电影的人,一次来没有、两次来没有,以后就不进电影院了嘛。

新京报:有调查显示,中国电影观众呈现低龄化趋势。年轻人恐怕没那么关注比较沉重的母题。

程青松:我说两个80后,郭敬明跟韩寒。他们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,但他们粉丝的趣味完全不一样。难道越来越年轻的这批人,他们看电影的口味都一样吗?我认为不是这样。前几天,一个我认识的大学生,97年的,听说我有《八月》首映式的票,非常高兴。

新京报:这些人并不是大多数,他们能撑得起一部电影的投资吗?

程青松:艺术片的投资远没有商业片大,而且许多明星愿意降到很低的片酬、甚至零片酬来演。张译演《山河故人》,他的片酬是很低的。秦海璐演《钢的琴》,是零片酬。如果有足够多的点去放映,这类电影是能够收回成本的。当然,文艺片里面也有很多烂片,商业片里面也有很多好电影。

新京报:你觉得“金扫帚奖”对中国电影圈改变有多大?

程青松:改变不了,因为我们有时候连自己都改变不了。我们只是想把这个声音说出来:有不少人不喜欢这样的电影。能不能让电影人听到这个声音后,在创作上再调整一下思路,或者再把公司做好一点。